(73)与金砖开发银行不同，亚投行由中国主导，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中国，注重亚洲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也可能会成为一家可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庭抗礼的全球金融机构。
目睹着华尔街出现的支付危机演变为信用危机，然后是信心崩溃，国际虚拟经济危机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很快席卷发达国家，并向全球扩散。由于诸多政策快速出台，人们都在等待下一个政策，因此推迟了投资决策的时间。
（三）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 2009年甚至2010年的宏观风险无疑是实体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第二波的冲击*本文节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背景报告。中央银行连续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调1.89和2.16个百分点，大幅度减轻企业财务负担。同时，在一些国家使用汇率贬值政策时，高度重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防止出现贬值预期，形成可靠的货币锚。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各个国家曾一度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当时的危机深化，延长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时间。
综合已有的情况，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以从三个层面概括：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目前的情况与上次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网络化的交易环境和资本的巨大损失正在诱发新的投机。经过多年的准备，以及在美国金融危机的促使下，2010年3月，一个规模达到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其中中国和日本分别出资384亿美元，各占储备库总额的32％，同为最大出资国。
直到最后，印度还在与中国争夺开发银行的总部地点。日元自1984年开始迈入国际化进程，到90年代中后期，日元的国际使用在获得了一个短暂高潮之后，其市场表现却进入了一个不升反降的周期，美元重新收复了被日元所侵占的失地。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对IMF的改革及其有效性、合法性、信誉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五、结论 无论是在货币崛起还是在货币维持阶段，都离不开有利的国际制度所提供的帮扶作用，国际制度是支持货币国际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
不仅如此，此次峰会还同意建立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以建设金融安全网。在中国的努力下，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都做出了份额权改革的决议。
人民币作为一种赶超货币，面对货币同侪特别是霸权货币的竞争压力，其国际地位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的带动，还需要中国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其夯实政治基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旨在改革既有和另辟新建的国际制度外交。③在此基础上，一些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学者指出国际制度主要服务于主导国的战略利益，它是权力护持的工具。③对于制度非中性，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85页。⑥这两类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群体均没有将国际货币的成长和维持与相关国际制度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关于国际货币研究的重大缺失。
目前，中国在推动和强化上合组织货币合作方面，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通过加快成员国货币互换，加强区域金融自救机制建设，并适时将双边货币互换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多边化。而日本和西欧都是在美国既有制度体系下实现的崛起，也未能对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构成挑战。中国政府双管齐下的努力既获取了成功，也遭遇了挫折。(95)作为新制度，它们也蕴含了中国的改制决心：如果既有的制度改革依旧停滞不前，中国就要另辟蹊径、联手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新的制度建设，通过由此产生的制度竞争，来倒逼国际社会接受人民币的崛起。
(43) 首先，美国有重新强化G7而冷落G20的趋势。不仅如此，这些机构和机制还将为人民币增加国际使用提供技术上的便利。
(97)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除了这些正式的制度设计，非正式的制度也能为国际货币提供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相比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将更加鲜明地打上中国烙印。(16) 第二，相关的国际制度安排还可以对守成的国际货币产生锁定效应(lock in effect)，从而有利于其国际地位的维持。国际制度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一项具有合法性的国际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意味着该制度具有规定和统治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够得到制度参与者的一致认可和自觉遵守。首先，提升中国在IMF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中的份额权(包括与之相关的投票权)。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航以来，中国一改昔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韬晦角色，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努力，以反映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利益和权力诉求。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仍然由美国主导，而且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正式拉开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国内制度改革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对外展开了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包括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和建设对己有利的国际货币区域/全球制度，以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53)在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明确表达了欢迎发展中国家提名候选人竞选世界银行行长。
(49)这等于变相否定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可能性，也表明美国政府无意改变现有的制度体系。首先，在合法性问题上，东亚外汇储备库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应急储备机制和金砖开发银行，外加三大制度框架下正在快速发展的本币结算，是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在全球层面既有机构和机制改革步伐缓慢的背景下成立的，它们共同宣告了美元作为主导国际货币和美国领导的既有机构和机制出现重大了合法性危机。
(70)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第42页。(66)刘文革、林跃勤：《金砖国家货币合作之路》，载《国际视野》2013年第1期，第86～90页。
(63)金砖各国的承诺资金是一种预防性安排，各国并不需要立即支付资金，只做名义互换承诺，不涉及直接储备转移。(12)这相当于对美元发布了一项正式任命书，从而强化其国际使用的合法性。第一，相关的国际制度为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提供基于国际认可的合法效应。G20取代G7，一举改变了中国在货币事务中只能担当局外人的局面，为人民币今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最为宏观的制度平台。
自成立以来，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则由美国人担任，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98) 最后，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目前还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⑨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是国际认可的产物，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合法性的定义者。2013年的德班峰会上，各方正式同意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⑦著名金融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chigreen)就曾指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或区域主导货币，除了拥有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外，还需要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就包括制度化的安排。(23) 由于日元国际化缺乏稳固的国际制度基础，导致日元的国际使用缺乏黏性，一旦市场环境出现风吹草动，日元国际地位便随之摇曳。
(70) 而此时，人民币的崛起进程已经全面开始，东亚外汇储备库作为10+3机制下最为重要的货币合作机制，也随之成为人民币崛起的重要制度平台。【关 键 词】人民币崛起/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地位/货币外交/国际制度竞争 人民币的崛起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然而，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这种本币互换的规模和程度还需进一步强化，因为除了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以外，(79)与另外两国的本币互换规模都相对较小，如中乌本币互换规模仅为7亿人民币。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全球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实现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转变，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中国参与全球货币治理的问题。
注释： ①Robert Keohane,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 Perspectiveon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I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4. ②与之相关的详细理论说明，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宇燕：《人民币国际化：赞同还是反对？》，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第38～45页。
⑨Allen Buchanan and Robert O. Keohane,"The Legitimacy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Eth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Issue 4, 2006, pp. 405-437. ⑩Ian Hurd,"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2, Spring 1999, p. 381. (11)双挂钩、一固定指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采取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国内制度改革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在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
日本难以发起任何有意义的改革美元体系的全球倡议。(68) 正是在日本的领导下，东亚10+3机制下的货币合作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2000年启动的清迈倡议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